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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阳三隐
黄建林
明清两代，兴化人文荟萃。昭阳一隅，世家大族鼎立，人才辈出。此间出现了颇多家族性并称文人群体，如“二陆”（陆西星、陆原博两兄弟）、“淮南三凤”（李长科、李嗣京、李乔三兄弟）、“淮南李氏十二子”（李沂、李瀚、李潮等李氏兄弟十二人）、“三李”（李沂、李国宋、李驎三叔侄）、“二王”（王仲儒、王熹儒两兄弟）等。而“昭阳三隐”则是以地域命名的并称群体，又称“海东三子”。“昭阳三隐”说见夏荃《退庐笔记》卷一“陆志”条记载：“陆悬圃先生（廷抡），兴化人，工古文词，鼎革后不应试。与同里宗子发（元豫）、李艾山（沂）称‘昭阳三隐’”。而“海东三子”说则出现在李国宋《赠陆悬圃》一诗中，诗言：“天下隐士谁者高，海东三子名孤标。麟游衰世总奇瑞，凤藏深穴非凡毛。壶公吾大阮，体具仙骨神萧散。宗子擅文衡，理庵家学传嗣远。其中陆生最岸异，小楼危坐空双眼。尔时数子犹黑头，长啸菰芦傲轩冕。陆生今逢知命年，日车不返桑田迁。买山已违支遁志，负郭难羡子渊贤。苦遭洪水浸阶戺，歌出金石俱徒然。腐儒授餐亦孔丑，我且与尔糊其口。身被短褐君莫嫌，首欹皂帽人奚有。二酉书存未即贫，三都赋在差堪久。云霄之上如可奇，五岳巍峨直培塿。尘沙滚滚天地昏，眼底变态何纷纭。鹿门遗老自憨卧，慎毋误作隆中人。”
《赠陆悬圃》一诗对李沂、宗元豫、陆廷抡之描绘可谓惟妙惟肖。三隐中李沂年辈略高，宗、陆年齿相仿。三人皆于青壮年历经明清鼎革之变，易鼎之际遁迹草野的相同人生选择和情感体验使得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李驎《壶庵先生传》记载：“二三老友既殁，而朝夕与先生游者，惟宗、陆二子，宗元豫（子发）、陆廷抡（悬圃）也。陆家郭外，不入城，先生每往必招驎偕，而宗子必先在焉，相与饮小楼上分韵赋诗，竟日不倦，甚乐也。”
“昭阳三隐”虽以地域命名，而李、宗、陆三姓则是明清两代兴化地区的望族。就陆氏家族而言，上述“二陆”即为陆廷抡的先祖，廷抡之子陆震为顾于观、王国栋、郑燮等人的老师，其人少负才艺，傲睨狂放，淡于名利，著有《陆仲子遗稿》一卷。宗氏家族的远祖为南宋抗金名臣宗泽，世居浙江义乌。因宗泽葬于镇江，宗氏便徙居京口。 八世孙宗必大迁居至兴化，又迁至金陵上元，并隶籍于此。明嘉靖间以《报刘一丈书》而名著于世的“嘉靖七子”（后七子）成员宗臣即为宗元豫的族叔祖。元豫祖父缮部公宗世中、父亲潮州司马宗万化豪举好客，所交皆名俊之士，元豫周旋其间，冷士嵋称之为“王谢家佳公子”。李氏家族可谓是兴化著姓望族之冠，上述“淮南三凤”、“淮南李氏十二子”、“三李”等并称群体皆为该家族之成员。李氏家族自文定公李春芳科举起家，家族世代绵延，人才辈出，李沂赞曰：“李氏起家在淮阳，相公勋业何炜煌”，李详在《新修李氏族谱序》中亦颇为自豪地说：“余家为淮南冠族，自先文定起家，纶阁科第，蝉嫣踔越，两朝通儒达士先后并出，海内公然见推，无敢有异词者。”
“昭阳三隐”心怀故国，皆以隐逸而终。农民军起义以及明清易鼎之变对封建知识分子的打击无疑是沉重而巨大的。在记录“昭阳三隐”于易代之际人生抉择的文字中，他们的人格得到进一步的彰显。陆廷抡在《陋轩诗集叙》言：“余自申酉杜门，垂廿载不知户外事”，忆及与吴嘉纪之相遇更令人唏嘘慨叹，“余当初闭户时，犹壮盛，即吴子亦未艾。今吴子近七十，余亦去耆无几，两人皆老矣，而始得一遇，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不可重为太息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之问道出了廷抡虽隐而犹念故国恢复之情，从壮盛之岁到年老白头，这个愿望也许这辈子都难以实现了吧。三隐中，李沂拒见王士禛一事更值得一书，《壶庵先生传》曾记载：“阮亭王公司理扬州，闻先生名，愿一见而不可得。会行县至昭阳，遂命驾访先生，而先生辞不见，王公益重先生，而不强其见，人两贤之。”王士禛作为清廷新贵颇善于笼络遗民，其诗歌中因有对故明的隐隐之思而俨然成为遗民群从争相交游的对象，李沂却能于复杂的头绪中看出其真正目的，坚决杜门不见，保持对名节、忠义的彻底坚守，其兄李清的一段记载或能解释两次拒见之原因：“（沂）自申酉以还，伏处蓬室，以名节自期待，于今四十年。凡水旱饥馑，险阻患难，忧悲窘穷，尝靡不备，而艾山不悔。四方士夫以诗文取大位者踵接，或以风艾山，而艾山弗顾。艾山达人也，平居遇事无所凝滞，而独于名义斤斤不少恕，历久而弥坚，垂老而愈确，读其诗于兴废之际频致志焉，噫，可贵也。”而宗元豫“遭国变遂弃去诸生服，辟地高邮湖西，再徙兴化土室中，谢去一切，惟日穷订经史，即羹藜饭藿，时有不继，如是者垂二十年。”无怪乎《留溪外传·宗元豫传》中陈鼎为元豫之境遇愤愤不平：“明亡以来，守志能文章士，广陵首推宗陆，而宗行谊至高，然竟穷饿以老。嗟乎，文章岂真为造物所忌者？”
“昭阳三隐”著述千古，经世致用。李沂以诗歌著，是清初“昭阳诗派”的核心代表人物，宗元豫、陆廷抡两人则以高节能文章又并称为“宗陆”。三者诗文就像明镜一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不同侧面，而其中的愤恨血泪却是相同的。陆廷抡《过史相国坟》云：“广陵城北一孤坟，云是先朝旧督臣。冡上断碑题汉字，路旁荒草拜行人。沧波呜咽三江戎，碧血凄凉万古春。一自前军星坠后，至今无复见纶巾。”“先朝”、“汉字”、“纶巾”都是作者内心情绪的暗示，浓烈的亡国之恨包蕴在短短的几行诗歌中。李沂也有一首同样题材的诗歌《史阁部墓》：“汴水无情只向东，荒原万木起悲风。传闻铁骑坟前过，下马抠衣拜相公。”一“悲”一“拜”抒发了对抗清名将史可法的惋惜和崇敬之情。
三隐文艺救世、经世致用主要体现在编辑历代诗文选本上。诗歌而言，李沂之《唐诗援》当为典型；文章而论，则推宗元豫《两汉文删》诸书。下面分别论之：宗元豫《唐诗援序》对明代诗坛作了这样的概述“明兴，高、刘二公芟除草昧，渐复雅音。至宪、孝两朝，景运中天，笃生李何，寻汉、魏之坠绪，振李杜之遗响，嘉、隆诸子继之。神宗而后，日趋凌夷。迨其末造，或纤靡而近填辞，或苦涩而等嚼蜡，所谓道污则从而污，亦理势然也。”明代社会在后期很明显地走着下坡路，元豫认为这种社会变化是诗歌走向衰颓的根本原因。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的论述更能代表其诗学观，他颇推崇“前七子”之李梦阳，“国初诸贤，顿轶元、宋、中晚唐而上之，厥后名流辈出，李献吉则一代诗人之冠冕也。”而对“后七子”之李攀龙与竟陵派则表示不满，“但学济南则鹜藻丽而害清真；学竟陵则蹈空虚而伤气格，不可不知耳。”而挽风雅于将坠的根本方法就是学唐，这在当时的“昭阳诗派”群体中是一个共识，也是李沂编选《唐诗援》的根本原因，通过文艺之革新进而达到对社会的促进，正如李沂所言“事有关乎世道人心者，趋向偶殊，日流日远，苟无以援之，吾惧其沦胥而不返也”。宗元豫编辑之选本颇多，诗文皆备，尤以《两汉文删》最为典型。晚明诗坛衰颓，文坛亦是乱象横生，冷士嵋言“呜呼，明至神熹后，文散乱极矣，夸嚣、轧拙、纤靡、吞剥、剽袭之弊无所不有，时即有一工才哲之士思起而振之，而力未逮，遂侵寻胥溺而迄于亡。”在这种情况之下，宗元豫选《两汉文删》就是要挽救文风。一介贫士要引领风气，实非易事，但这种精神却值得尊敬和赞扬，“吁嗟乎，君贫士也，一布衣处草茅之下，而欲以区区韦素之力挽颓风、变积习，其为愿不已奢乎？然而特守贞求志，淬砺名检，考古证今，博学强记，推原于本末之际；著论立说，发曚开聩，冀有功于世道何其伟也。悲夫，惜乎其未有遇也，藉使君生当其会，得时行志，立于公卿之上，主衡文之柄如韩文公之在元和，欧阳文忠之于熙丰、元祐时，其为起八代之衰、变五季之习无难耳”，冷士嵋在褒扬中更多的是对元豫的惋惜。
孔尚任于淮扬任职时曾言：“江左遗贤半海滨”，兴化僻处海滨一隅，因其水患频仍，明清易代之际政府鲜少关注，这片土壤因而孕育了以“昭阳三隐”为代表的遗逸之士，透过他们的人生轨迹和诗文作品，高节之人格、救世之热肠仿似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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