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扬州籍兴化人，清代文学家。任翰林院庶吉士、广东学政等职时，廉洁奉公，“贞介绝俗”。后挂冠离职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著书立说，传道育人，使龙门书院走出许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人物。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特别讲起：“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父亲于1868年春初进入“龙门书院”。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先生是当时扬州有名的经师，在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教学下，同学之中后来有许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
　　深受胡适父子尊崇的刘熙载（1813-1881）系清代文学家，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时扬州籍兴化人，道光进士，官至左春芳左中允、广东学政等，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14年，他是我国十九世纪时期的一位杰出的的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被称为“东方黑格尔”。


 
　　“厨子翰林”
　　品学纯粹以身为教
　　刘熙载一辈子都与教育结缘。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赴京会试，中进士，以文章与书法皆优，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三年（1853）奉命值上书房，为皇室子弟讲学。刘熙载虽为诸王子老师，但因清正廉洁，不接受馈赠，以至于大风雪天无钱雇车，步行跌倒，弄得衣服又脏又破，连上班的工作餐也是自带，太监们背后叫他为“厨子翰林”，他也毫不在意，一笑了之。一日，咸丰帝突然查访，见刘熙载衣服虽旧，但精神充溢，讲学博大之至，十分欣喜，遂亲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以示嘉奖（咸丰帝亲书匾额现挂在刘熙载故居，即兴化市小关帝庙巷3号的前厅内）。
　　同治三年（1864），刘熙载被任命为广东学政，这是一桩被时人艳羡的号称“美官厚禄”的肥差，据《国闻备乘》载：“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然而，刘熙载廉洁奉公，“贞介绝俗”，“视广东学，一介不苟取”（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甚至连所巡历各州县应得的考场费、免费提供的许多设备用具也一概拒之。刘熙载有做人的准则，洁身自好，不逢迎巴结，蝇营狗苟，《国史·儒林传》称其：“品学纯粹，以身为教”。这样不入流的“另类”做法，自然让其难以在官场容身了。
　　其实，刘熙载对仕途的失望由来已久，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的那一年，林则徐眼见国危民弱，忧心如焚，向道光帝上了一道著名的奏折，痛陈若再让鸦片泛滥，几十年后中原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粮”，并以禁烟钦差大臣的身份慷慨前赴广州。然而，上任只有一年半，虎门点燃的销烟烈火余热未尽，便被贬到镇海，道光二十一年（1841）7月，又被“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的遭遇深深地触动了刘熙载的心灵。公允地说，他本有意于“达”，却又身逢末世，深感力挽狂澜之不能，失望于“达”，同治五年（1866）广东学政任期未满的刘熙载再也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毅然挂冠离去。
　　书院山长
　　以德立学务实求真
　　辞官不久，刘熙载应上海道台应宝时之聘，到上海龙门书院担任山长。上任之后，即以书院为家，“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讲去其非而趋于是。两夜或周视斋舍，察诸生在否”（俞樾《左春芳左中允刘君墓碑》）。作为学者，刘熙载不仅认真教学，而且挤出时间著书立说，他的学术贡献涉及经学、文艺学、文章学、语言学、教育学，甚至数学等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艺概》和《游艺约言》中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发展史所作的精辟论述。他非常重视艺术家的主体修养，并认为“诗品出于人品”，作诗作文。不仅要有高超的艺术修养，更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在胡适父亲胡传的回忆录里，记载了当时书院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同学之间的交往与学习的经验。胡传“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所有在书院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程”。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程”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这些“日记”和“日程”均保留给子女了，据胡适回忆：“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
　　胡传于同治十年（1871）离开书院时，刘熙载再三嘱咐他：“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在刘熙载的这种务实求真的办学理念的引导下，龙门书院的学子们理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古文诗词等等，各擅其长，“而仅仅工于时文，专揣摩举子业者，皆瞠乎其后”。也就是说，龙门学子们对科举并不热心，以胡适父亲为例，“他因为十分聪颖，所以被家长长辈特地选出，专心读书，以便参加科举，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胡适《我的父亲》）既然这些龙门学子不热心科举，那么他们在龙门学院干什么呢？追求学问并躬行践实。据胡传记载，他们同学之间相互研究，讨论学问，常常“审问明辩，恒龈龈彻夜，不尽其蕴不止。”正是这种对知识的孜孜追求，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使龙门学子中许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例如胡传对我国边疆的考察，成为珍贵的地理资料，他出任地方官被誉为“能吏”；他的同窗好友张焕纶（字经甫）创办了正蒙学堂（后改名梅溪学堂，胡适曾在此就读），后又担任南洋公学首任总教席，为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熙载一生桃李满天下，但因积劳成疾，于光绪六年（1880）病倒在龙门书院的讲台上。由于思念故乡，兴化友人从江南制造局借了一条小火轮拖着木船把他送回原籍，翌年3月2日卒于青桐书屋。刘熙载逝世后两年，日本学者冈千仞（1833-1914）到中国参观访学，抵达上海后慕名专程来到龙门书院，于光绪十年（1884）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抵龙门书院，其设科，一以经史、宋学为主。赠刘（熙载）著书六种。”日记在日本报纸上公开发表，引起了日本教育界的关注。

 
　　前不久，笔者去沪开会，抽空寻觅龙门书院，不料，该院已于1927年与江苏省立商业学校合并成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后上海中学迁往新址，旧址建成民居，名龙门村，该村经有关单位评定为近现代优秀建筑，现政府予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