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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行教化 作育人才
明万历十九年，兴化知县欧阳东凤在主修《兴化县新志》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兴化僻处东海，斥卤之地，赋重民罢，物力少诎，而人文蔚起，学问好修不减邹鲁。若乃省阁名公、朝廷元辅、谏垣台宪、秘书藩臬、心膂股肱之佐先后踵出乎其乡，诚缙绅之渊薮、人才之都会也。”确实很奇怪，兴化地处偏僻，经济并不发达，但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兴化竟有262人中举，93人中进士，明代更有3人位居宰辅。有人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明清时期一流的专家和学者进行过统计，排出明清人才最多的32个城市，兴化人才数量竟列上海、长沙之前。
什么原因造成兴化这种奇特的人文现象呢？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兴化的风水所致。康熙二十四年，知县张可立在重修的《兴化县志》里说：“兴化东濒海，北距淮，湖波浩荡，城郭居其中，一泽国也……其水势回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甲于江淮。贤相名铨、乌台梧掖之贤者后先接踵。”直到一百多年前的咸丰年间，还有人发问：“吾邑生才之盛，非一州一郡之所易有，岂地脉之灵异在斯耶？”
地脉风水只是“形家所言”，兴化人文荟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地方官员的推动、崇学乡风的影响以及大批文人的交往际会，对兴化人才的涌现有极重要的关连。
一个地方良好的人文环境，与地方当政官员的重视推动关系极大。自宋以来，兴化的地方官员“政以教化为先”，建学校，育人才，使得兴化士子沐浴清化，倾心向学，以致“人才之出，视古为盛”。
自宋至清，来兴为令的以进士出身为多，不但文化功底深厚，有些更是名扬海内的学问大家，所以都比较重视教育。早在宋代天圣年间，知县范仲淹就在南津里建学宫，筑文会堂，“与四方同志论道谈艺，一时学者云集”。学宫后因岁久圮废，明洪武三年知县徐士诚将之改建到文林里。嘉靖三十七年知县程鸣伊加以修葺，康熙十一年知县程起鹏又重修圣殿两庑。至康熙二十三年，知县张可立又复捐资再修。《兴化县志》里有关地方官员兴教劝学的记载比比皆是：元代县尹詹士龙“招流亡，崇学宫，修海堰。”明洪武初知县徐士诚“建官署，迁学宫，百废俱兴”。嘉靖间知县李世熙“政以教化为先，激扬节义，敦尚孝弟，养士育才，劝学兴礼”。嘉靖中知县王一贯“振兴学校，培养士气，一时人文蔚盛”。县志里记载，王一贯曾将文信国所书的“魁”字刻于学宫明伦堂之屏门，率多士祭之，“感五色彩云现于中天”，第二年李春芳即大魁天下，兴化自此“科第绳绳，名流辈出”。万历年间知县凌登瀛“增置文庙祭器，构文会堂课士其中，作修行论文诸条约，一时人文称盛”。除了学宫，明万历十九年知县欧阳东凤于学宫东南附城为台建文昌阁，高出城表，“相者云：龙首昂，文运昌。”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地方官员的兴教劝学，为兴化崇学乡风的形成营造出浓厚的氛围。
对于人才的培养，地方官员还有很多具体而微的措施。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里记载：乾隆初，知县李希舜借拱极台课士，名昭阳书院。嘉庆八年，知县苏昌阿“倡捐三千金存典生息，以给师生”，同时把一些弃田以及一些庙产拨归学院助学。昭阳书院改建后，县署规定商家捐资助学：“靛行每卖钱一千，捐钱二文；净柴行每卖草一束，捐钱一文，以为书院岁修及县试桌凳灯牌一切之费。”对于正课生童和附课生童，还分别给以膏火补贴。道光十四年，知县龚善思倡捐四千金，将闲置的县丞署改建为文正书院，“并建考棚便岁科县试”。龚善思在《新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化民之道，教士为先；教士之法，崇师为要。”除昭阳书院、文正书院外，县内还有文明书院、景范书院、石鹿书院、正心书院、明性书院等。兴化学子除了在本县求学之外，经过考选入国子监读书的贡生，明代有206名，清代有258名。对于儿童教育，地方官员的认识也很到位：“小子无造，则成人无德矣。”明正统年间，兴化每里立社学（古小学）二所，全县七十二里共建立了144所社学，普及小学教育。很多官员经常捐俸助学，购买经籍送学。
地方官员还采取多种表彰形式，激励士子学有所成，传名乡里。主要措施包括：修志。明清两代，兴化共修了4部县志。明代嘉靖间知县胡顺华主修的《兴化县志》、万历间知县欧阳东凤主修的《兴化县新志》，清康熙间知县张可立主修的《兴化县志》、咸丰间知县梁园棣主修的《重修兴化县志》，里面都用很多篇幅记载名宦乡贤事迹，刊登进士举人名录。建祠。建祠堂祭祀名人，激励后进。其中名宦祠祀秩官，乡贤祠祀先达，山子庙祀昭阳，范公祠祀范仲淹，张詹祠祀张纶、詹士龙，仰止祠祀胡献，崇德祠祀李春芳等。树碑。明清两代兴化建有很多牌坊，形成了很独特的坊表文化。“人才辈出，代有坊表”，兴化城内，牌坊遍布四门，但“雕琢者非坚，孤高者易撼，上雨旁风，不任催剥”，几百年来大多废毁，至今还存四牌楼上的４７块匾额。明成化年间，地方官员曾在学宫东南建亭树碑，将明初以来兴化“由科第而出者，或居师保，或位列卿，或任郡县，一皆列名于是，大书深刻，耿耿不磨。观其名，论其世，于凡心术之徵，行事之著，或芳或秽，皆可以坐而得矣。”通过树碑来表彰和警策士子，作用很大：“孰贤孰愚、孰忠孰佞、孰廉孰墨、孰为君子孰为小人，昭昭在是，莫可掩讳。使人视之以劝诫，则以是名而荣，亦以是名而辱者，可不惧哉！”
乡党属望 诗书传家
兴化的 “状元宰相”李春芳会试考中以后，家书里有 “内不负父祖教育之心，外不负乡党属望之意”之句，反映出众多应考士人一举成名荣耀乡里的心态。兴化士子在科举方面获得的成功，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读书求仕，氤氲成风。一方面， “士庶之家咸读书明礼，耻鹜时利”，风会所趋，竟成时尚。另一方面，兴化地处偏僻，经济落后，通过钻研学问，达则为官，穷则售艺，也是众多士人从读书中求出身的一条通途。精神的、现实的多种考虑，是兴化形成 “学问好修不减邹鲁”浓郁乡风的主要原因。
南宋咸淳年间时梦珙南宫首捷，为兴化科举开了一个好头。到了明代，兴化屡有高第，高谷入阁，李春芳夺魁，“科名络绎，登台辅、任封圻、入谏垣、官清要者代不乏人。”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兴化士子科考捷报频传。嘉靖、万历两朝，兴化有21人考中进士。嘉靖三十八年竟然一科同时有4人考中，这种状况在全国也不多见。到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兴化士子科考势头不减，又连续考中31名进士。明万历间兵部左侍郎魏应嘉的两个孙子魏曰祈、魏曰郁，在康熙二十四年同科考中进士，一时传为佳话。到清光绪二年，邑人陆殿鹏参加会试考中全国第一（会元），为兴化的科举画了一个句号。除了科举，兴化在艺术方面的名人效应也很明显。被明成祖选绘报恩寺廊壁的解琇、清康熙年间供奉内廷的禹之鼎、李鱓等，对兴化士子在书画艺术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很多书画名人至今仍然享有盛誉，其中尤以郑板桥为最。咸丰《重修兴化县志》的文苑附录中，收录的书画名人有五十名之多。很多人现在画名虽然不显，但在当时名头很大。邑人赵海，工花卉虫鸟，很受李鱓看重：“鱓不轻与人论画，惟晤海则互证竟日。”赵海的儿子赵九鼎是郑板桥的朋友，工画兰竹，“乾隆庚戍万寿献画册，钦取三人，九鼎第一。”
兴化人有著述传统，相沿成风。无论贵至台辅，还是久困场屋，对著书立说都别有情愫。明朝内阁大学士、“五朝元老”高谷所著的《育斋文集》、“状元宰相”李春芳所著的《贻安堂集》、东阁大学士吴甡所著的《安危注》和《柴庵疏稿》等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学术研究方面，自元至清，县志收录篇目的邑人学术著作多达320多部，其中有14部被收入《明史·艺文志》，3部被收入《四库全书》。清代兴化学者在“扬州学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经学家任大椿考证名物制度，搜辑小学佚书，一生著作颇丰，著有《弁服释例》、《字林考逸》、《小学钩沉》诸书。经训学家顾九苞，精于名物考证，注疏五经多为前人所未及。“扬州学派”的后期人物李审言，在骈文、方志、金石、目录、选学等方面均有显著成就。此外，著有《三垣笔记》、《南渡录》、《南北史合著》的史学名儒李清，文艺理论家、《艺概》作者刘熙载等都在学界有极大影响。文学创作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有两部与兴化有直接的关系。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传》，开创了中国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李春芳以“华阳洞天主人”的署名，为吴承恩校订了《西游记》，有专家甚至提出李春芳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观点。此外，专家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是兴化明代道士陆西星，《梼杌闲评》的作者是史学家李清。兴化深厚的著述传统，流风余韵，影响至今。
家学渊源，诗书传家，也是兴化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中说：“邑中大姓在宋元有顾、陆、时、陈，在明代有李、吴、解、魏、高、宗、徐、杨，皆以科名跻显位。”兴化众多坊表中，有很多是为家族建的，其中“六世一品”为首辅李春芳家族建，“父子科弟”为知州宗周、宪副宗臣父子建，“清朝侍御”为推官吴三畏、大学士吴甡父子建，“父子兄弟科第”为知州袁孟龙、主事袁应褀、举人袁应辰建，等等。众多大姓中，很多家族都是一个缙绅、文人群体。嘉靖朝首辅李春芳一门，李思诚、李嗣京、李乔、李长倩、李滢、李清、李楠、李淦等等，几代人或从政或修文，皆有所成。万历进士王继美一门，儿子王贵一，孙子王仲儒、王熹儒，重孙王国栋皆以诗文名。元昆山知州陆复，与其弟杭州路治中陆谦皆有政声。陆谦的儿子陆闿、陆颙都善书画诗文。陆颙曾经两使朝鲜，他的书画诗文被明成祖称为“三绝”。继承家学，陆颙的儿子陆瑄、陆琰，孙子陆锡都善书画，陆琰的书画“时人获之视如拱璧”。家族性的人才辈出，一门几进士的现象在兴化也不是个例。有人做过统计，兴化儒学街上自宋至清一共出过30多名进士，其中陈氏、张氏两门分别出了5人，解氏、宗氏两门分别出了4人，任氏、黄氏、顾氏三门都分别出了2人。
交游四海 拓展空间
兴化人才的涌现，明初大量移民来兴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兴化士人成大名者，都有在外为宦和游学的经历。他们与国内名流的大量接触和从政修文的实践，客观上开拓了兴化士人的眼界，提高了学术层次，既扩大了兴化士人在外的影响，也促进了兴化人文环境对外地名流的吸引。文人之间的交往际会、相互提携，为兴化人才的发展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移民因素。兴化初为招远场，五代时析海陵之地建县。由于僻处海隅，加之兵燹频仍，旱潦无备，所以人烟不稠。据元朝旧志，全县人口元末只有8628人。洪武初期，大量外地移民涌入兴化，到洪武二十四年，人口很快增加到63277人。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外地移民也为兴化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移民中有许多是士绅旧族，兴化的许多大家族都是由外地迁入的。大学士高谷的祖父高椿，“元末避地苏州，张士诚遣使聘之，椿度其无成也，不往。天下甫定，自苏徙兴化家焉。”李春芳，“先世句容人，迁兴化”。王继美，“先世海门余西场人，以倭警徙兴化”。任氏家族，其先王信为元朝将领，兵败后避迹于兴，子孙遂为邑人，更其姓为任。据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记载，《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祖籍姑苏”，后迁入兴化白驹。明朝初年实行的移民政策，使得来自四方的家族入籍兴化，对兴化人文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外来影响。兴化人文既兴，外地名流来兴交往日益增多，这也为兴化文人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清顺治年间，“武林画派”创始人、大画家蓝瑛来兴避祸，书童禹之鼎有了“初师蓝瑛”的机会，后来得以“自成一家”，成为侍奉宫廷的肖像画大师。与此相类似，嘉庆十三年，河北沧县画家张百禄（其秋花图苍老淡逸，在沈周、陈道复之间）来兴化任安丰司巡检时，当时还是理发匠的莲溪（俗姓丁）从其习艺，后莲溪到扬州卖画轰动一时，至今画史留名。康熙二十六年，《桃花扇》作者孔尙任“因疏海至昭阳，馆拱极台之北楼”，除了与兴化的众多文人交往切磋之外，还邀请冒襄辟疆、邓孝威等名硕到兴化聚会论文。从孔尚任《湖海集》中《拱极台招宋既庭、蒋玉渊、柳长在、李艾山、汤孙、皇望、周安期、朱天锦、汪柱东、徐兰江、丙文、陈鹤山纳凉即席》、《昭阳拱极台余题曰海光楼，十月二十四日悬额其上。黄仙棠、交山、缪墨书、柳长在、于虎臣、汪柱东、朱天锦、邑人朱鹤山、李艾山、若金、九畹、释云闲同来落成，即席分赋》、《将去昭阳留别朱鹤山、李艾山、李若金、王景州、歙州、李元佑、九畹》等诗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在兴化的交游之广和对兴化文事的影响之大。
文友交流。文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切磋，对于学术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由于相互之间的志同道合、声气相求，更容易相互提携，拓展出更大的人才成长空间。兴化文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多，往来鸿儒，交游四海。比如李春芳在朝与张居正，在野与吴承恩，在乡与宗周、刘玠（宗臣文中的“刘一丈”）、顾仕等人的交往；宗臣与谢榛、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等“后七子”之间的交往；李鱓、郑板桥与扬州书画群体的交往；任大椿、顾九苞以及后来的李审言与“扬州学派”诸多学者的交往等等，对扩大兴化士人在外影响、启迪乡人奋发求学都起到了很大促进和推动作用。兴化古代尤其是明清两代人才辈出的文化现象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和多方面的形成因素。加强对兴化历史人文现象的研究，从中探寻文化发展规律，对于我们更好地继承文化传统，连接文化血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很好的借鉴。
明万历十九年，兴化知县欧阳东凤在主修《兴化县新志》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兴化僻处东海，斥卤之地，赋重民罢，物力少诎，而人文蔚起，学问好修不减邹鲁。若乃省阁名公、朝廷元辅、谏垣台宪、秘书藩臬、心膂股肱之佐先后踵出乎其乡，诚缙绅之渊薮、人才之都会也。”确实很奇怪，兴化地处偏僻，经济并不发达，但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兴化竟有262人中举，93人中进士，明代更有3人位居宰辅。有人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明清时期一流的专家和学者进行过统计，排出明清人才最多的32个城市，兴化人才数量竟列上海、长沙之前。
什么原因造成兴化这种奇特的人文现象呢？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兴化的风水所致。康熙二十四年，知县张可立在重修的《兴化县志》里说：“兴化东濒海，北距淮，湖波浩荡，城郭居其中，一泽国也……其水势回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甲于江淮。贤相名铨、乌台梧掖之贤者后先接踵。”直到一百多年前的咸丰年间，还有人发问：“吾邑生才之盛，非一州一郡之所易有，岂地脉之灵异在斯耶？”
地脉风水只是“形家所言”，兴化人文荟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地方官员的推动、崇学乡风的影响以及大批文人的交往际会，对兴化人才的涌现有极重要的关连。
一个地方良好的人文环境，与地方当政官员的重视推动关系极大。自宋以来，兴化的地方官员“政以教化为先”，建学校，育人才，使得兴化士子沐浴清化，倾心向学，以致“人才之出，视古为盛”。
自宋至清，来兴为令的以进士出身为多，不但文化功底深厚，有些更是名扬海内的学问大家，所以都比较重视教育。早在宋代天圣年间，知县范仲淹就在南津里建学宫，筑文会堂，“与四方同志论道谈艺，一时学者云集”。学宫后因岁久圮废，明洪武三年知县徐士诚将之改建到文林里。嘉靖三十七年知县程鸣伊加以修葺，康熙十一年知县程起鹏又重修圣殿两庑。至康熙二十三年，知县张可立又复捐资再修。《兴化县志》里有关地方官员兴教劝学的记载比比皆是：元代县尹詹士龙“招流亡，崇学宫，修海堰。”明洪武初知县徐士诚“建官署，迁学宫，百废俱兴”。嘉靖间知县李世熙“政以教化为先，激扬节义，敦尚孝弟，养士育才，劝学兴礼”。嘉靖中知县王一贯“振兴学校，培养士气，一时人文蔚盛”。县志里记载，王一贯曾将文信国所书的“魁”字刻于学宫明伦堂之屏门，率多士祭之，“感五色彩云现于中天”，第二年李春芳即大魁天下，兴化自此“科第绳绳，名流辈出”。万历年间知县凌登瀛“增置文庙祭器，构文会堂课士其中，作修行论文诸条约，一时人文称盛”。除了学宫，明万历十九年知县欧阳东凤于学宫东南附城为台建文昌阁，高出城表，“相者云：龙首昂，文运昌。”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地方官员的兴教劝学，为兴化崇学乡风的形成营造出浓厚的氛围。
对于人才的培养，地方官员还有很多具体而微的措施。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里记载：乾隆初，知县李希舜借拱极台课士，名昭阳书院。嘉庆八年，知县苏昌阿“倡捐三千金存典生息，以给师生”，同时把一些弃田以及一些庙产拨归学院助学。昭阳书院改建后，县署规定商家捐资助学：“靛行每卖钱一千，捐钱二文；净柴行每卖草一束，捐钱一文，以为书院岁修及县试桌凳灯牌一切之费。”对于正课生童和附课生童，还分别给以膏火补贴。道光十四年，知县龚善思倡捐四千金，将闲置的县丞署改建为文正书院，“并建考棚便岁科县试”。龚善思在《新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化民之道，教士为先；教士之法，崇师为要。”除昭阳书院、文正书院外，县内还有文明书院、景范书院、石鹿书院、正心书院、明性书院等。兴化学子除了在本县求学之外，经过考选入国子监读书的贡生，明代有206名，清代有258名。对于儿童教育，地方官员的认识也很到位：“小子无造，则成人无德矣。”明正统年间，兴化每里立社学（古小学）二所，全县七十二里共建立了144所社学，普及小学教育。很多官员经常捐俸助学，购买经籍送学。
地方官员还采取多种表彰形式，激励士子学有所成，传名乡里。主要措施包括：修志。明清两代，兴化共修了4部县志。明代嘉靖间知县胡顺华主修的《兴化县志》、万历间知县欧阳东凤主修的《兴化县新志》，清康熙间知县张可立主修的《兴化县志》、咸丰间知县梁园棣主修的《重修兴化县志》，里面都用很多篇幅记载名宦乡贤事迹，刊登进士举人名录。建祠。建祠堂祭祀名人，激励后进。其中名宦祠祀秩官，乡贤祠祀先达，山子庙祀昭阳，范公祠祀范仲淹，张詹祠祀张纶、詹士龙，仰止祠祀胡献，崇德祠祀李春芳等。树碑。明清两代兴化建有很多牌坊，形成了很独特的坊表文化。“人才辈出，代有坊表”，兴化城内，牌坊遍布四门，但“雕琢者非坚，孤高者易撼，上雨旁风，不任催剥”，几百年来大多废毁，至今还存四牌楼上的４７块匾额。明成化年间，地方官员曾在学宫东南建亭树碑，将明初以来兴化“由科第而出者，或居师保，或位列卿，或任郡县，一皆列名于是，大书深刻，耿耿不磨。观其名，论其世，于凡心术之徵，行事之著，或芳或秽，皆可以坐而得矣。”通过树碑来表彰和警策士子，作用很大：“孰贤孰愚、孰忠孰佞、孰廉孰墨、孰为君子孰为小人，昭昭在是，莫可掩讳。使人视之以劝诫，则以是名而荣，亦以是名而辱者，可不惧哉！”
乡党属望 诗书传家
兴化的 “状元宰相”李春芳会试考中以后，家书里有 “内不负父祖教育之心，外不负乡党属望之意”之句，反映出众多应考士人一举成名荣耀乡里的心态。兴化士子在科举方面获得的成功，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读书求仕，氤氲成风。一方面， “士庶之家咸读书明礼，耻鹜时利”，风会所趋，竟成时尚。另一方面，兴化地处偏僻，经济落后，通过钻研学问，达则为官，穷则售艺，也是众多士人从读书中求出身的一条通途。精神的、现实的多种考虑，是兴化形成 “学问好修不减邹鲁”浓郁乡风的主要原因。
南宋咸淳年间时梦珙南宫首捷，为兴化科举开了一个好头。到了明代，兴化屡有高第，高谷入阁，李春芳夺魁，“科名络绎，登台辅、任封圻、入谏垣、官清要者代不乏人。”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兴化士子科考捷报频传。嘉靖、万历两朝，兴化有21人考中进士。嘉靖三十八年竟然一科同时有4人考中，这种状况在全国也不多见。到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兴化士子科考势头不减，又连续考中31名进士。明万历间兵部左侍郎魏应嘉的两个孙子魏曰祈、魏曰郁，在康熙二十四年同科考中进士，一时传为佳话。到清光绪二年，邑人陆殿鹏参加会试考中全国第一（会元），为兴化的科举画了一个句号。除了科举，兴化在艺术方面的名人效应也很明显。被明成祖选绘报恩寺廊壁的解琇、清康熙年间供奉内廷的禹之鼎、李鱓等，对兴化士子在书画艺术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很多书画名人至今仍然享有盛誉，其中尤以郑板桥为最。咸丰《重修兴化县志》的文苑附录中，收录的书画名人有五十名之多。很多人现在画名虽然不显，但在当时名头很大。邑人赵海，工花卉虫鸟，很受李鱓看重：“鱓不轻与人论画，惟晤海则互证竟日。”赵海的儿子赵九鼎是郑板桥的朋友，工画兰竹，“乾隆庚戍万寿献画册，钦取三人，九鼎第一。”
兴化人有著述传统，相沿成风。无论贵至台辅，还是久困场屋，对著书立说都别有情愫。明朝内阁大学士、“五朝元老”高谷所著的《育斋文集》、“状元宰相”李春芳所著的《贻安堂集》、东阁大学士吴甡所著的《安危注》和《柴庵疏稿》等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学术研究方面，自元至清，县志收录篇目的邑人学术著作多达320多部，其中有14部被收入《明史·艺文志》，3部被收入《四库全书》。清代兴化学者在“扬州学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经学家任大椿考证名物制度，搜辑小学佚书，一生著作颇丰，著有《弁服释例》、《字林考逸》、《小学钩沉》诸书。经训学家顾九苞，精于名物考证，注疏五经多为前人所未及。“扬州学派”的后期人物李审言，在骈文、方志、金石、目录、选学等方面均有显著成就。此外，著有《三垣笔记》、《南渡录》、《南北史合著》的史学名儒李清，文艺理论家、《艺概》作者刘熙载等都在学界有极大影响。文学创作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有两部与兴化有直接的关系。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传》，开创了中国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李春芳以“华阳洞天主人”的署名，为吴承恩校订了《西游记》，有专家甚至提出李春芳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观点。此外，专家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是兴化明代道士陆西星，《梼杌闲评》的作者是史学家李清。兴化深厚的著述传统，流风余韵，影响至今。
家学渊源，诗书传家，也是兴化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中说：“邑中大姓在宋元有顾、陆、时、陈，在明代有李、吴、解、魏、高、宗、徐、杨，皆以科名跻显位。”兴化众多坊表中，有很多是为家族建的，其中“六世一品”为首辅李春芳家族建，“父子科弟”为知州宗周、宪副宗臣父子建，“清朝侍御”为推官吴三畏、大学士吴甡父子建，“父子兄弟科第”为知州袁孟龙、主事袁应褀、举人袁应辰建，等等。众多大姓中，很多家族都是一个缙绅、文人群体。嘉靖朝首辅李春芳一门，李思诚、李嗣京、李乔、李长倩、李滢、李清、李楠、李淦等等，几代人或从政或修文，皆有所成。万历进士王继美一门，儿子王贵一，孙子王仲儒、王熹儒，重孙王国栋皆以诗文名。元昆山知州陆复，与其弟杭州路治中陆谦皆有政声。陆谦的儿子陆闿、陆颙都善书画诗文。陆颙曾经两使朝鲜，他的书画诗文被明成祖称为“三绝”。继承家学，陆颙的儿子陆瑄、陆琰，孙子陆锡都善书画，陆琰的书画“时人获之视如拱璧”。家族性的人才辈出，一门几进士的现象在兴化也不是个例。有人做过统计，兴化儒学街上自宋至清一共出过30多名进士，其中陈氏、张氏两门分别出了5人，解氏、宗氏两门分别出了4人，任氏、黄氏、顾氏三门都分别出了2人。
交游四海 拓展空间
兴化人才的涌现，明初大量移民来兴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兴化士人成大名者，都有在外为宦和游学的经历。他们与国内名流的大量接触和从政修文的实践，客观上开拓了兴化士人的眼界，提高了学术层次，既扩大了兴化士人在外的影响，也促进了兴化人文环境对外地名流的吸引。文人之间的交往际会、相互提携，为兴化人才的发展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移民因素。兴化初为招远场，五代时析海陵之地建县。由于僻处海隅，加之兵燹频仍，旱潦无备，所以人烟不稠。据元朝旧志，全县人口元末只有8628人。洪武初期，大量外地移民涌入兴化，到洪武二十四年，人口很快增加到63277人。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外地移民也为兴化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移民中有许多是士绅旧族，兴化的许多大家族都是由外地迁入的。大学士高谷的祖父高椿，“元末避地苏州，张士诚遣使聘之，椿度其无成也，不往。天下甫定，自苏徙兴化家焉。”李春芳，“先世句容人，迁兴化”。王继美，“先世海门余西场人，以倭警徙兴化”。任氏家族，其先王信为元朝将领，兵败后避迹于兴，子孙遂为邑人，更其姓为任。据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记载，《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祖籍姑苏”，后迁入兴化白驹。明朝初年实行的移民政策，使得来自四方的家族入籍兴化，对兴化人文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外来影响。兴化人文既兴，外地名流来兴交往日益增多，这也为兴化文人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清顺治年间，“武林画派”创始人、大画家蓝瑛来兴避祸，书童禹之鼎有了“初师蓝瑛”的机会，后来得以“自成一家”，成为侍奉宫廷的肖像画大师。与此相类似，嘉庆十三年，河北沧县画家张百禄（其秋花图苍老淡逸，在沈周、陈道复之间）来兴化任安丰司巡检时，当时还是理发匠的莲溪（俗姓丁）从其习艺，后莲溪到扬州卖画轰动一时，至今画史留名。康熙二十六年，《桃花扇》作者孔尙任“因疏海至昭阳，馆拱极台之北楼”，除了与兴化的众多文人交往切磋之外，还邀请冒襄辟疆、邓孝威等名硕到兴化聚会论文。从孔尚任《湖海集》中《拱极台招宋既庭、蒋玉渊、柳长在、李艾山、汤孙、皇望、周安期、朱天锦、汪柱东、徐兰江、丙文、陈鹤山纳凉即席》、《昭阳拱极台余题曰海光楼，十月二十四日悬额其上。黄仙棠、交山、缪墨书、柳长在、于虎臣、汪柱东、朱天锦、邑人朱鹤山、李艾山、若金、九畹、释云闲同来落成，即席分赋》、《将去昭阳留别朱鹤山、李艾山、李若金、王景州、歙州、李元佑、九畹》等诗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在兴化的交游之广和对兴化文事的影响之大。
文友交流。文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切磋，对于学术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由于相互之间的志同道合、声气相求，更容易相互提携，拓展出更大的人才成长空间。兴化文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多，往来鸿儒，交游四海。比如李春芳在朝与张居正，在野与吴承恩，在乡与宗周、刘玠（宗臣文中的“刘一丈”）、顾仕等人的交往；宗臣与谢榛、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等“后七子”之间的交往；李鱓、郑板桥与扬州书画群体的交往；任大椿、顾九苞以及后来的李审言与“扬州学派”诸多学者的交往等等，对扩大兴化士人在外影响、启迪乡人奋发求学都起到了很大促进和推动作用。兴化古代尤其是明清两代人才辈出的文化现象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和多方面的形成因素。加强对兴化历史人文现象的研究，从中探寻文化发展规律，对于我们更好地继承文化传统，连接文化血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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