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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何以出那么多文化名人
梅国云
(由郭保康 杨爱国 李劲松提供材料）
兴化位于苏北平原里下河地区，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兴化过去一直属扬州管辖，泰州设市后隶属于泰州管辖。作为一个县级地区，其在明清以来出了那么多的文化名人，不能不让人称奇。
1、文学文化名人。兴化人在文学艺术方面作出过杰出贡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宗臣才华横溢，诗文主张复古，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志趣相投，为明“嘉靖七子”之一。他的《报刘一丈书》揭露官场的黑暗与潜规则，大胆直率，入木三分，被收入《古文观止》，解放以后又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古今学人共同的范文。施耐庵根据民间艺人的加工，著成古典名著《水浒传》，李春芳校订《西游记》，陆西星、李清分别与《封神演义》、《明珠缘》的成书关系密切，有可能就是作者。孔尚任在兴化城北之拱极台著成《桃花扇》二稿，并在枣园与明代遗民李清的族人切磋。郑板桥以浅显通俗的语言，直抒胸臆，大胆描摹百姓生活，“道着民间痛痒”，其《逃荒行》、《思归行》、《还家行》等诗篇，被认为有杜甫“三吏”、“三别”的遗风。近代女作家刘韵琴1915年发表的白话小说《大公子》，早于鲁迅1918年写成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解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大批有成就的兴化籍作家，像毕飞宇、费振钟、王干、顾保孜、朱辉、庞余亮、顾坚、刘仁前等，创造了文学领域的“兴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作家毕飞宇创作了长、中、短篇小说多部，其《上海往事》、《青衣》等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和中篇小说《玉米》获得鲁迅文学奖，成为当今文坛中具有很高知名度、极具发展潜力的当红作家。
2、书画文化名人。书画艺术是兴化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明代兴化陆氏家族的书画艺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清代兴化人书画艺术成就突出。康熙年间著名画家禹之鼎，擅长人物，尤以肖像画著称。入京供奉内廷，曾出使琉球，誉满中外，“一时名人小像皆出其手”，在清代肖像画坛中享有崇高声誉，被誉为“国朝第一”。禹之鼎与当时的名人来往频繁，创作的肖像画数量甚多，如为曹雪芹先人、康熙宠臣曹寅画《栋亭图》，为工诗文、与王士祯、汪琬并称的大学士陈廷敬画《燕居课儿图》，为著名学者朱彝尊画《小长芦钓鱼师图》，为著名鉴藏家、礼部侍郎高士奇画《江村南归图》卷等，这些名人肖像均刻画精细，形神毕肖。如今，禹之鼎创作的藩属、外邦来朝觐见的主要官员及当时名人的肖像画不仅是重要的书画艺术品，更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李鱓曾在南书房行走，侍奉内廷书画，擅长花卉，作品不株守绳墨，富有生活情趣。郑板桥诗、书、画、印皆好，擅画兰竹石，书法别具一格，自称“六分半书”。李鱓、郑板桥潜心研习书画，推陈出新，成为清代“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四牌楼上“诗画名家”匾额表彰了包括李鱓、郑板桥在内的十二位有成就的清代书画名家。此后，秉承前贤的流风余韵，兴化从事书画艺术的人士一直保持了相当的规模。比较有名的人物有理昌凤、陆骖、吴小道、郑銮、莲溪、王墨林、陈汝蕃等。现在，兴化的书画艺术工作者非常活跃，他们正以自身的实践，谱写着兴化书画艺术的新篇章。群众性的书画艺术活动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垛田等乡镇获得了“书画之乡”的称号。
3、学术文化名人。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兴化文化人对学术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有的是对学术研究情有独钟，有的则与仕途失意有关，而明清易代，汉民族地位下降，也迫使很多人远离政治，潜心研究学问。陆西星科场九试未中，于是弃儒习道，著《南华真经副墨》，于全真诸派之外自成一家之学，后人称为内丹之“东派”。韩贞出身贫寒，靠自学通晓学问，承继并实践泰州学派的主张，影响一方。李清任职于明末，明清更替后，隐居不仕，潜心著述，著成《南渡录》、《折狱新语》等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任大椿参修《四库全书》，对礼学有精深的研究，工于文辞，精于训诂，著作丰富，成为扬州学派的早期代表。刘熙载热衷于学术事业，皓首穷经，重义理轻考据，有《古桐书屋六种》及《续刻三种》传世，其中《艺概》一书，对古代文艺研究价值甚高，被称为继《文心雕龙》以后又一部综论各种艺术的佳作，其论述有许多新的见解与发现。赵履鳌融会中医典籍，以治疗内科杂病见长，行医江淮间，享誉上百年，有《寿石轩医案》行世。自元至清，被县志收录篇目的学术著作多达320多部，其中有14部被收入《明史•艺文志》，3部被收入《四库全书》。与此相应，兴化民间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传统学术研究的人数众多，一些大姓家族还筹资刻印书籍，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事业的繁荣。兴化近现代以来在学术科研领域也涌现了大批杰出英才，他们当中不少人都蜚声海内外。李详、李继侗也分别在国学、植物学领域有卓越的贡献。钮经义研究天然有机物化学，1958年负责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研究，为中国于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作出了重大贡献。朱亚杰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人造石油专业。李德平在辐射防护和保健物理领域的杰出贡献举世公认。王振义长期从事内科血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国内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李春芬先生对区域地理和美洲地理有深入研究。佛教高僧震华创办了上海佛学院和《妙法轮》月刊，以研究佛教史著称于世，著有数十部佛教经典。
4、政治文化名人。发生在兴化的政治事件以及从政以外的兴化人的政治举措，是兴化文化在政治领域的表现。范仲淹为官兴化，倡修捍海堰，建设县城，泽被后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已露端倪。兴化百姓建“范公祠”和“景范堂”以示景仰，倡导勤政为民的官德官风，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景范文化”。明代知县吕童为官清廉，积劳成疾逝于任上，给兴化人民以强烈的心理震撼。魏源任兴化知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兴水利，施善政，育人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努力革除弊政的业绩深深印刻在兴化人民心中，被附祀于范公祠。从政在外的兴化人颇多，其中不免官场周旋，如李春芳以擅写“青词”，“凡六迁，未经廷议”官至首辅而被称为“青词宰相”留名正史，但更多的是谦恭尽职、清廉正直、耿介议事之人。宗臣于严嵩专权之时，为屈死的杨继盛鸣不平，即使遭到贬用也在所不惜。高谷历经五朝，致仕后“蔽庐瘠田而已”。李清、李楠着力平反冤假错案，李楠上治河策以解除百姓心腹大患为己任。郑燮作官山东，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关心民瘼，“一枝一叶总关情”。兴化人民面对异族入侵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体现了兴化人民刚直不阿的性格，是兴化政治文化中的精华。梁山四义士在兴化城东的缩头湖大败金兵，缩头湖遂改名得胜湖。岳飞抗金在兴化留有旗杆荡、系马桩等遗迹和乌巾荡的传说。南宋末年知县胡拱辰顽强抗击元兵，与城共亡。元末张士诚率众起义，于兴化境内和元军发生激烈战斗。面对倭寇的骚扰，明嘉靖知县胡顺华率众严阵以待，修建城墙，确保了一方平安；宗臣任职福建期间，率众给予倭寇以沉重打击。明清更替，李清、吴生生隐居不仕，埋头著述，追思明亡的历史教训。入清以后，郑燮、王国栋诗文中也隐晦地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著名的文字狱“一柱楼诗案”曾波及兴化。抗战时期，兴化民众的爱国情操更加强烈，兴化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革命文化的遗迹，如华中二分区革命烈士纪念塔、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一些乡镇也以烈士的名字命名，如周奋、李健、舜生、昌荣等。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还通过维修施耐庵墓激发革命斗志。
5、建筑文化名人。兴化建县以后，县治即在今兴化城所在地。范仲淹在兴化期间重视县城建设，建设了沧浪亭、濯缨亭等有代表性的公共建筑，南宋修建土城，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富有物色的水乡古城。兴化古城傍水而建，随着水势的走向而呈不规则走向。城内数条市河逶迤而行，居民沿河构屋，结屋成街。桥梁众多，街巷密集，大街与市河平行，官宅与民居杂处。沿街或前店后坊，或上宅下店，高低错落有致，协调而富有变化，其建筑风格既有江南建筑的轻巧、灵动飞逸，也不乏北方建筑的凝炼厚重。寺庙、园林遍布全城，早在明中叶已形成了“昭阳十二景”。著名的园林有：始建于明代的猗园、曼园、枣园，清代的檀园、柳园等。李鱓、郑板桥则先后建了浮沤馆和拥绿园，“赋诗作画，日与诸名士啸傲其间”。以后浮沤馆等归了著名经学家任大椿。任大椿据杜诗“养亲惟小园”之句，在门楣上题写“小园”二字以为园名。嘉道年间，浮沤馆及拥绿园旧址归于郑板桥的重孙郑銮，郑銮植树栽竹，“颜其门曰筱园，芍田梅岭略复旧观。”据传魏源、刘熙载等人在兴期间都常到筱园。历史上的园林现已难见当年风貌，但据资料，多数垒山挖池，建楼造亭，栽树植竹，风景秀丽。晚清时期外来因素丰富了兴化的建筑文化。位于武安街的李园为扬州富商所建，地块狭长却精心构筑，旱园水做，于中心位置置一船厅，顿使满园生动无比。东城外家舒巷的赵海仙故宅，又名“盂园”，主体为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层小楼，前面较为开阔，中为具有民族风格的“小船厅”，驻足楼内，如观水上画舫，可以视作兴化建筑文化转型期的代表。外来宗教为了更容易被兴化百姓接受，可谓煞费苦心，表现在建筑上，其样式有个渐渐演变的过程：初期外部中式、内部西式，如1909年于兴化东城外后河头建的基督教堂，主楼是一座二层楼房，外观为青砖小瓦，硬山顶，品字型风火墙高耸，屋面中部有烟囱凸起，内部有壁炉，下面有地下室；1925年在东营街建的兴仁医院（也是传教场所），是一座三层楼房，屋面仍为中式，歇山顶；到1932年在儒学街建的天主教大礼堂就完全是西式建筑了。这是时代变迁在兴化建筑上打下的烙印。民国时期官方建设的代表性建筑是纪念孙中山的中山楼。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思想观念的变化，兴化的建筑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传统的建筑样式则有快速萎缩之势。保存至今的各种传统建筑，包括青砖灰瓦多进式的民居，已经成了兴化建筑文化的重要标本。
6、民间文化名人。兴化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如民歌民舞、民风民俗、有特色的水文化等。诞生于清代后期的淮剧质朴健美，直抒胸臆，深受兴化人民喜爱，体现了江淮一带的民风特色。由宣扬绝世离尘的道曲演变而成的道情，悠扬婉转，经过李沂、郑板桥等文化人的参与和加工，雅俗共赏，广为兴化人民熟悉和传唱，并传唱到邻近许多地区，汪曾祺先生在其《故里杂记》里也提到有人唱板桥道情“老渔翁，一钓竿……”。圩南地区的会船活动，体现了众志成城、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茅山等地的栽秧、踏车、打场等劳动号子高亢嘹亮，曾唱进中南海，进入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其他诸如竹泓的木船制作工艺、袁氏匾额制作工艺、沙沟鱼圆制作工艺、中庄醉蟹制作工艺、戴窑砖瓦雕刻工艺、麦秸立体工艺、卞氏中医眼科、兴化锣鼓书、边城唱经、沙沟板凳龙、周氏宗教雕刻等，也都是本地区有特色的文化现象。现在竹泓木船制作工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泰州市已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我市占有半壁江山，位居泰州所辖各市、区首位。我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于近期公布。
兴化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特定历史、地理环境的产物，是世代兴化人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经初步分析，兴化文化至少应该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性：
1、包容性。文化交流在兴化文化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兴化迄今发现、已有定论的最早的文化遗址是位于林湖乡戴家舍的南荡文化遗址，属于河南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向南迁徙的遗迹。兴化春秋时期属吴，战国时属楚，也可以称为“吴头楚尾”之处。设县之前分属南北诸县，是三国两晋以及宋金南北对峙之间的缓冲区，属于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地带。元明之际兴化人口变化较大，一方面部分土著被迫迁徙他乡，一方面外籍人士大量涌入。清代进士陈广德说：“吾兴氏族，苏迁为多。”迁兴的家庭对故土魂牵梦萦，至今苏北兴化等地民众仍把睡觉称为“上苏州”；被迫迁徙的失落心理促使其读书以图上进，客观上强化了兴化地区的读书氛围。名门望族的兴起无疑是兴化历史文化中的突出现象。人口的迁徙，改善了兴化的居民结构，促进了兴化明代“八大姓”（李、吴、解、魏、高、宗、徐、杨）家族的形成。历史上大量的行政官员由外籍人士担任，他们也同样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思想和文化理念，并在从政的实践中加以施行，丰富了兴化的文化内涵。在兴化历史上，与范仲淹有关的文化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兴化籍人士走出家门，游历四方，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吸收了外界丰富的文化素养，广采博取，融会贯通，为他们的创新发展做出成就准备了充足的营养。禹之鼎虽以肖像画著称，但艺术根底比较深厚，肖像画也兼取墨骨法、白描法和江南画法等诸多技艺，不仅使其肖像画达到得心应手、形神兼备的程度，而且形成多种风格面貌，与专宗一科一派的肖像画家相比，成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今天我们无论是在《水浒传》还是在郑板桥、李复堂等人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兼受并蓄、海纳百川的痕迹。而民间自发的迁徙和流动，使得文化的交流更具有多样性，内涵更为丰富，影响也非常深远。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得兴化文化中既有南方文化因素，也包含了北方的一些文化要素，形成了豪爽雄壮之气。清代后期，随着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西方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现象也在兴化开始出现。
2、崇文性。教育促进了兴化文化的发展。兴化设县取“兴盛教化”之义，寄托了人们开发、发展该地区文化的期望。“教化，政事之首务也。”历代官府均重视学校教育。据现有资料，兴化官办学校始于北宋范仲淹建学宫，明初复建学宫，清代学宫规模更大，面城背水，前有泮池，有庙有学，结构宏伟，功能齐备。现在移到九倾兴化中学校园内的《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碑、《四子赞》碑都是清康熙年间文庙的遗物。咸丰《兴化县志》云：“文庙、关帝庙、文昌宫、城隍庙、土地祠俱地方官朔望拈香。”封建官府刻意培育崇文的社会氛围，每年都在文庙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其祭器完好保存至今。兴化人对范仲淹无限崇拜，从北宋至明清，建有多处纪念范仲淹的建筑，如范公祠等，兴化城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范公祠巷”的地名。封建官府还大张旗鼓地树碑立坊，表彰贤德有业绩人士。明清时期兴化城内牌坊林立，祠堂密布。著名的牌坊如状元坊、父子科第坊（中原才子坊）、益恭坊等。始建于明代中后期、位于县府前东、西大街交汇处的四欑枋（今名四牌楼）汇集了颂扬各界名流的匾额，至民国年间已有四十七块之多，颂扬近八十位人士，发挥了巨大的教化、鞭斥作用，其褒扬的也多数是在文化艺术、学术研究方面有成就的或具有文化艺术、学术、科举背景的官员等人物。兴化民间教育也十分发达，大姓人家均以书香门第相标榜。兴化境内书院、社学、私塾、蒙馆比比皆是，据载，明初兴化“共设社学一百四十四所。”窑工出身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传人韩贞还在偏僻乡村择农闲时节开展平民教育。这些无疑对兴化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兴化人崇尚科举，读书求仕氤氲成风，邑中大姓，“皆以科名跻显位”，由此形成了浓厚的科举文化的氛围。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兴化有262人中举，93人中进士，明代兴化有3人位居宰辅之位。兴化在元末明初有许多人参与了战争，但不少人是投笔从戎，天下太平以后虽然仍有人任武职，但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以致时至今日，说起兴化的文化名人，大家都能列举一些，但要说兴化历史上以武功名世的，许多人都感到茫然。综观兴化历史，崇文性是兴化的明显特色。
3、涉水性。独特的地理环境促进了有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形成。有关研究表明，范公堤是一条重要的地貌界线，标志了全新世内相当长时期的古海岸线所在。今天的里下河洼地(古射阳湖)曾经是古泻湖的一部份。兴化地处苏北里下河腹部，水网密布，河湖众多，素有“无舟楫不行”、“自古昭阳好避兵”之称。兴化自明初至抗日战争五百多年间没有大的战乱，相对而言，粮食、水产较为丰富，人民生活安定闲适，有利于文化的传承、积累和发展。兴化古代东临大海，境内先民多以煮海为盐谋生，兴化城东至今仍有烧盐港等地名、河汊名。随着海水东迁、东部沿海的开发，兴化东部沿海成为著名的淮南盐产地，明代开挖、疏浚了串通各个盐场的串场河，境内河流主要呈东西向，是海盐内运的重要通道，曾经被称为运盐河；兴化城处于东部沿海和两淮盐运使司所在地扬州、分司所在地泰州之间，是海盐内运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兴化城区曾有“盐务桥”等地名。兴化处于盐城、泰州、高邮之间，被广大的农村所包围，腹地很大，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和商品交换中心，城内“税米桥”等地名一直延续至前几年。兴化素有“洪水走廊”之称，东有海水倒灌，西有洪水压境，境内河汊纵横，水与兴化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既使兴化拥有“渔米之乡”的美誉，又使筑堤、修堰、保坝、竣河、围圩、垒垛田等治水活动成了世代兴化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在兴化从政的官员不可回避的课题，许多有作为的官员其政绩也多与此有关，从范仲淹到魏源都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设无坝市，而今建设城市防洪工程、打通出水通道、改善饮水质量争取饮上长江水等仍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民生议题。与此相对应的各类涉水的文化现象也应运而生。李园（船厅）等文物保护单位，范公堤等文化遗迹，踏车号子、栽秧号子、中庄醉蟹制作工艺、竹泓造船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昭阳十二景中的南津烟树、胜湖秋月等许多人文与自然景观都与水密不可分。在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兴化人民养成了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性格，并把与水有关的各类日常生活赋予了丰富的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在今天兴化籍作家的作品中仍然常常能看到兴化水乡的影子。
4、创新性。兴化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创新型的人物。捍海堰自唐朝李承修筑以后相当长时期内，缺少维修，人民饱受海水倒灌之苦，到了宋代，范仲淹以西溪盐监的身份首先倡修捍海堰，受到了朝廷的首肯。出任兴化知县以后，在修捍海堰之余，筚路蓝缕，努力建设兴化县城，修筑了沧浪亭、濯缨亭，比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沧浪亭还早数十年；建设学宫，培育人才，为兴化的发展和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开了我国历史上长篇小说的先河。明代中期宗臣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志趣相投，形成了独特的诗文主张，成为“嘉靖七子”之一。陆西星研究道家学术，别出心裁，成为道家内丹东派的创始人。李鱓以孝廉进入宫廷为画师，但他的作品不株守绳墨，执意抒写自己的情怀，虽“两革功名一贬官”而不悔，作品开时代新风，为时人所重。郑板桥于清朝官场盛行馆阁体的情况下，在继承学习古人优秀书法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融真草隶篆于一体，而以真隶为主，并吸收画兰竹的笔法，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六分半书”，被世人称为“破格体”、“板桥体”，傅抱石说形容他的作品如“乱石铺街”。他本人也被人视作“奇”、“怪”。李鱓、郑板桥在书法绘画领域大胆探索，锐意创新，开风气之新，成为清代“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任大椿、李详等人潜心学术研究，多有创见，成为扬州学派的代表。魏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思想开放，视野开阔，在兴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于兴化所在的里下河地区治水的构思还是相当有见解的。刘熙载是研究传统学术的，但其晚年主讲的上海龙门书院已经不是旧式书院，刘熙载的经世致用思想也对学生们后来推动近代化的努力有潜移默化的影响。20世纪以来李继侗、钮经义、朱亚杰、李德平、王振义、李春芬等人无一不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才获得了较高的荣誉。求变、创新无疑是兴化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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