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胜

在兴化，历史上存在一个《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兴化著名学者、方志大家李详先生（1859－1931，字审言）关于为施耐庵立传的决定，不仅肯定了刘仲书等邑人“搜采”施耐庵文物史料所得的意义与价值，而且让湮没无闻数百年的施公轶事得以返璞归真，重见天日，符合前人修志时“搜采所及，有前志遗漏而足备考榷者，概行补登”的传统惯例，尊重了里人将其在《兴化县续志》（以下简称《续志》）中例行补载的意愿，为后人提供了审视“世界小说家鼻祖”（清·燕南尚生）的重要参照系。然而，有人因《兴化县续志》的前四部县志未载施公史料，《续志》中施公“墓志”与“列传”所引文字与1928年11月胡瑞亭发表的文章及后来的出土文物有些许出入之处，更因己所之不知，而对刘仲书等人“搜采”施公史料的时间、动机及其“搜采”的成果提出种种质疑，并枉断：“形诸笔墨者是风影之谈，无可依据，不发表了事”（《胡乔木语·聂绀弩1982年6月19日致盐城地委的复信》）；施耐庵为兴化施氏族人的“慕名假托”，更是“好事者的捏造”，所有这些“资料”，都不过是一些“不见经传”的“民间传说”，并不足为据（部分施耐庵研究者的意见）；刘仲书等人从“兴化、白驹一带发现的材料，大致是不可靠的”“苏北连施耐庵的影子也没有”（1952年中央文化部施耐庵身世调查团团长聂绀弩《答复沈毅力同志的信》）。“反对派”和审查者们的质疑，终致刘仲书与徐彪如编撰的《施耐庵历史的研究》（草稿及校正本）及1952年10月中央文化部调查团成员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被搁置30多年未能及时公开。

然而，“莫道施公无处寻，且听惊涛拍岸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2011年清明施公墓前口占绝句》），“曾孙世系分明在，莫道施公是子虚”（哈尔滨师范大学张志岳），“古坟宗谱分明在，何用纷纭说是非”（刘仲书1954年《访施耐庵先生绝诗》），刘仲书“搜采”施公史料的时间、动机及其所了解并肯定的施耐庵是不容置疑的。下面依相关资料对刘仲书当年“搜采”施公史料的情形作几点补充探讨。

一、关于刘仲书“搜采”施耐庵文物史料的时间

先看从《兴化县续志》及《兴化刘氏族谱》等中所载刘仲书1928年前的简历：刘仲书（名麟祥，1880—1955）优增生，上海师范毕业，任芦州乡学务委员（1915年就任，斯年与魏庄乡学务委员沈廷章拟定了教育行政会议章程）、县议会议员，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前身为文正高等学堂，校址为文正书院旧址，1922年在本校创设童子军，1924年合并职业学校（前身为昭阳学堂，校址为海子池放生庵，1925年在职业学校内筹办县立初级中学，1926年初级中学成立时兼任校长），县教育会会长副会长（1923年）、会长（1926年），县教育局局长代理（1925年7月徐凤彩辞职后兼任教育局局长代理一年）。

次看刘仲书任《续志》专职“采办（采访）”的时间：民国十八年（1929年）四月刘仲书在《四修（兴化刘氏）族谱序》中说：“去年春，小子任县志采访事”。其堂叔刘荔生（字友芸）在另一篇《四修（兴化刘氏）族谱序》亦说：“去年春，荔解除校长职务（一区第三初级小学（兴化城普济堂初级小学）校长），担任图书（县通俗教育馆图书部（1926年与县图书馆合并）主任）事宜。仲书侄亦脱离教育机关，适兴志局采访之役。彼此服务余间，辄兢兢然……”

再看刘仲书任《续志》“坐办兼分撰”的时间：1943年《续志》付梓前刘仲书任“坐办（负责日常事务）兼分撰（分撰学校、艺文、杂类志等门）”（总修李恭简，协修魏儁、任乃赓，坐办兼分撰钮敦仁、刘麟祥（刘仲书））。

最后看刘仲书与徐彪如编撰的《施耐庵历史的研究》（草稿）送审稿退还的时间：从1954年1月1日《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中央文化部调查组成员徐放《给刘仲书的信》和刘仲书1954年3月1日《我们对于审查者的意见告诉你们》（《刘仲书给徐放的复信》）这两封信中可知，刘仲书的送审稿退还于1953年底。（上述两封信均收入《施耐庵历史的研究》（校正本），现藏兴化市图书馆。）

从以上所引资料中可知，刘仲书专职“搜采”施公史料的时间始于1928年春，其对施公史料的整理成文与争取公开发表（1952年托沈毅力将稿本及校正本寄给文化部）终于其临终的前一年——1954年。而中央文化部调查团徐放给文化部的《报告》中除大量引用刘仲书所“搜采”施公史料的同时，还详细缕述有关施耐庵材料的来龙去脉，并认为：1918年左右，正当李详（李审言）提倡续修《兴化县志续志》，《续志》坐办兼分纂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疑即《水浒》作者，及问白驹镇杨雨孙，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约尺长，五寸宽，半寸厚，连史纸抄），见有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的《家传》，便抄了下来，征得李详同意，留作县志的补遗。正是刘仲书的《研究》（草稿）及徐放的《报告》中关于刘仲书专职“搜采”施公史料时间上的不一致，《兴化县续志》中所载的施公史料与胡瑞亭发表的文章有些许出入之处等瑕疵，才使“一切均应究实”的审查者们对刘仲书及中央调查团所发现的材料产生了枝外的疑问，成为否定刘仲书等人所发现材料真实性的种种借口。

事实上，作为村小教习的刘仲书1909年之前即兼职参与了地方史料“搜采”活动之中了。1909年夏，刘仲书随陈子扬等人到安丰、刘庄、白驹一带“采风”时，其堂叔刘莆生（字端荪，1879年生，时任兴化县安丰镇小学堂教习）全程参与了此活动，并遗有《已酉夏仲与陈子扬登安丰观音楼》一诗。诗中刘莆生对其所熟悉的施耐庵故里周边的“水浒”环境描述道：“楼台近水水连天，拾级登楼快现睹。凭栏一眺眼帘开，北陌南阡水之浒。”（《兴化刘氏族谱》）安丰毗邻耐庵墓地，东连古胜落湖，南接古鲫鱼湖，西通平望、得胜湖，北望大纵湖。地理上、人文上的水浒气所侵润的万倾碧涛，诱发了作者对《水浒传》及其作者仰慕、钦佩之情。从作者聆听“兴化水泊梁山”涛声所引发的遐思中，不难窥视出其为里人兴起地方史料“搜采”之风的欢快之情。迨1919年，为续修《兴化县志》，全县上下掀起了新一轮地方史料普查“搜采”的热潮，时任县教育局学务委员的刘仲书兼职参与此活动亦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施公史料审查者们当年对刘仲书“专职”和“兼职”“搜采”施公史料的时间在未完全厘清的情况下而提出枝外的存疑，未免过于较真了。

二、关于刘仲书“搜采”施耐庵文物史料的动机

如前所述，刘仲书参与“搜采”地方史料活动分为“兼职”和“专职”两个时间段，民国八年（1919），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兴化知县的赵兴霙再任兴化县知事，因清光绪中业知县刘澍德曾拟续修《兴化县志》“久之未就”，他“询邑人之请”，邀请邑人李详为《续志》总纂。李详受命后，为博采《续志》补遗材料，积极倡导“不以文字为酬应，不以爱憎为取舍”，“略远存近，拾遗补阙考定必有所据，议论必归于正”（李详《兴化县志续志序》），于是，全县上下掀起了新一轮地方史料普查“搜采”的热潮。时任县教育局学务委员的刘仲书再次到施家桥、白驹等地广征博采，搜集了大量的施耐庵文物史料，并对发现的施氏宗祠及施耐庵牌位、施耐庵墓、数种抄本的施氏族谱等逐一进行了校核，其向李详汇报后，李详认为：“施耐庵以著《水浒传》获罪，也以著《水浒传》得名，其生平事迹不独前志所不能载，即其子孙亦讳言其事。今民国成立，无所顾忌，可以补遗。”其结果是施耐庵生平等载入《续志》，为今人研究施耐庵留下了宝贵资料。及1952年中央文化部调查团来兴调查施耐庵身世时，他将毕生“搜采”所得的施公史料悉数整理交给了调查团，其后又整理成文准备公开发表。徐放给中央文化部的《报告》中记：“我们在兴化王益谦（本城人，三十岁，现任兴化城东小学教师，为续修兴化县志委员会职员，任书记员）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并记下鉴定结论：“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可见，刘仲书的“搜采”活动并非“个人的心血来潮”，其与施家无亲无故更毫无半点“慕名假托”与“捏造”的动机，其所据实“搜采”且为方志所用、被调查团、采访组所认可的施耐庵文物史料怎么会是“风影之谈，无可依据”？

三、刘仲书“搜采”的施耐庵文物史料的成果及其价值

据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校正本）及徐放给中央文化部的《报告》等所述，刘仲书当年载入《续志》中的有“施隐士墓”（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施耐庵传》：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水浒》，施耐庵著。”；《施耐庵墓志》：卷十四之三第二十一页《艺文志·古文补遗》。而未入方志的有施耐庵与顾逖的赠答诗、兴化关于施耐庵的轶闻和传说等大量原始资料及肯定施耐庵为兴化人的10多个考证观点。这些文物史料为1952年第21号《文艺报》所载刘冬、黄清江的《施耐庵与〈水浒传〉》和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等文的写作，1952年中央文化部调查团关于施耐庵身世的调查及1982年江苏省社科院邀请全国16位水浒研究专家开展的施耐庵文物史料的调查提供了调查线索和佐证资料，且这些文物史料的真实性为其后地下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等文物所印证，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施耐庵与《水浒传》研究史上留下了厚重的笔墨。

因历史原因至今沉睡档案堆中的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校正本）手稿如能公开发表，不仅可为施耐庵研究者提供方便，而且可以告慰当年“搜采”的施耐庵文物史料的刘仲书等人。

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校正本）内页选。

    王春瑜2002年4月底在中国兴化施耐庵座谈会上题写的《2011年清明节施公墓前口占绝句》。

《兴化县志》中的《施耐庵墓志》。